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主要地区的执政党派。如何既抓军事，又抓经济，既管好农村，又管好城市，成为执政初期政权建设的巨大考验。当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最严重问题是国民经济的混乱，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问题不仅有通货膨胀严重、工业生产凋敝、商业贸易崩溃、农村极端落后等，更有长期的剥削掠夺、土地问题无法解决、工业生产持续萎缩的严重困难，以至全体人民的吃饭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而中国共产党是否像其军事斗争与政治建设一样成功地进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呢？当时国内外许多舆论都持否定的态度。因此，经济问题成为这个新执政党的第一次大考，如果无法通过，那么新生的民主政权必然无法长久。

　　 事实上，在全面建立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对苏区、解放区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打算破了旧式的剥削制度，将农村资源有效整合，保障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但是，这些经验一方面属于战时体制，另一方面并不适用于城市，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大城市的经济管理成为了国内外各方关注的焦点。

　　 很快，刚解放的上海市成为敌我双方在经济领域斗争的战场。部分遗留的资本家、买办与奸商趁上海市军管会实行新旧货币兑换之机，利用其所囤积的财富抢购银元，打压人民币，由于上海民间饱受通胀之苦而并不信任纸币，因此出现了银元抢购风潮，物价随之上涨。加上伪造的人民币开始出现，上海金融行业陷入混乱，反动资本残留开始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调动了几乎所能调动的所有金银，但10万银元如同泥牛入海，当时大陆贵金属存储又基本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导致这一风波的持续蔓延。为此，陈云亲自指挥，各地相继发出禁止银元流通公告，关闭大量地下钱庄，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封锁上海证券大楼，终于完成了对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的货币改革。但是，短暂的半月之后，被压制的银元迅速转向粮食、棉花、煤炭等领域，推动物价持续走高，并蔓延到北京、天津、西安等大城市。对此，陈云指挥国营机构大量抛售该类物资，而作为对手的资本家们则以拆借来的高利贷全部买入加以对抗，双方都互相等待对方的“弹尽粮绝”。终于，新政权所领导的国营机构依靠全国源源不断地支援，使得投机资本终于无力购买而彻底崩溃，后者在旧时代屡试不爽的手段在新社会不复成功。

　　 “银元之战”使得新中国完成了货币体制的重整，而“粮棉之战”则使得大资本、买办阶级的投机掠夺之风再难出现。相比旧政权治下城市经济的混乱局面，新生政权管理的城市不再有恶性通胀、囤积居奇、运转不良的问题。随着全国各各地区基本实现了物价平稳、流动有序、财政转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被广泛认可。由此，不仅是农村粮食产量上升，城市的生产也开始恢复并扩大，1950年实现钢产量61万吨，比上一年增产45万吨。依靠有效的制度建设、经济管理和资源调动，中国共产党顺利地渡过了执政之初的严峻考验，这正如毛主席所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供稿：医学人文学院 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