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0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主办的第122期医学人文讲堂《清末民初西药房的崛起：屈臣氏的案例》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逸夫楼举行，主讲人为香港药史学会创会会长赵粤。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博物馆和北京联合大学等单位的约二十位师生参加了线下讲座，另有130余位来自校内外的师生通过线上会议同步参加了讲座。学院陈琦副教授主持了讲座。

　　赵粤老师的报告内容取材自即将出版的《百年屈臣氏锐变之道》部分章节，以屈臣氏这一案例观照清末民初西药房的崛起之路。报告主要围绕香港大药房的发展历程、屈臣氏的主要产品“鸦片戒烟药”、屈臣氏在上海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

　　赵老师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开始讲起，《南京条约》的签订为香港大药房等西药房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进而梳理了屈臣氏家族在中国的传奇历程，托马斯·博斯韦尔·屈臣氏（Thomas Boswell Watson）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屈臣氏家族成员，其胞兄之子亚历山大·凯斯利·屈臣氏（Alexander Skirving Watson）继承了他的事业，将香港大药房改名为“屈臣氏”。后该品牌由原屈臣氏员工约翰·堪富利士（John Humphreys）及其后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随后，赵老师介绍了屈臣氏发展历史上几款最重要的产品，其中“鸦片戒烟药”之地位可谓举足轻重。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附约规定“鸦片改称洋药，可自由买卖及进口”，大量进口亦使鸦片在中国愈发泛滥，中国吸食鸦片人数暴增，加之1870年代初报刊等现代传媒方式的涌现及助推，“鸦片戒烟药”市场需求逐渐扩大，因而屈臣氏首先开始从欧陆和英国进口含有鸦片或吗啡等麻醉药成分的“鸦片戒烟药”或称“鸦片代瘾药”，其后在香港与上海量化生产与供应“鸦片戒烟药”，暴利带来的是利益竞争，严重冲击了香港专营鸦片华商厚福行和政府税收收入，致使英国殖民统治者于1893年颁布新《鸦片条例》，屈臣氏在香港的“鸦片戒烟药”销售热潮被终止。此外，赵老师也强调了苏打水、山道年花塔饼等产品亦在屈臣氏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接着，赵老师将关注点引自屈臣氏在大陆地区的经营中心——上海。得益于优越的区位条件，上海在鸦片战争后的100年间人口暴增10倍，成为国内最大的消费市场。外国侨民人数也逐渐超越香港，催生其繁荣的西药房和“鸦片戒烟药”的代瘾药市场业务。赵老师着重理清了香港大药房（屈臣氏）与上海四大西药房的渊源，且指出屈臣氏在沪影响的核心产品同样为“鸦片戒烟药”。受鸦片消费市场及经营利润的刺激，19世纪末洋烟泛滥的同时，本土种植开始超越进口洋药。加之上海工务局出于财政收入等考量下对鸦片烟销采取放任态度，鸦片药瘾者人口基数庞大。屈臣氏在上海的“鸦片戒烟药”销售同样获取庞大利润，但一方面其自身过度扩张导致中国大陆地区业务资不抵债，另一方面华商西药房效仿屈臣氏，在上海投入“戒烟药”与“本牌药”的生产与推广，叠加1909-1912年期间长江泛滥、上海橡胶期货市场崩盘、东北鼠疫、武昌起义等一连串等重大事件冲击，屈臣氏的“鸦片戒烟药”销售地位遭民企西药房取代。

　　讲座最后，张大庆教授对赵老师的分享内容进行了评议。赵老师通过屈臣氏企业的案例来洞见清末民初西药房的崛起历程，张大庆教授认为这一思路具有开创性，能够启发拥有医学背景的学者思考、发现并形成具有研究价值的议题，亦能从航海史等多维视角加以进一步解读，体现了政治、经济与医学在鸦片战争后百年间的互动与交融。

　　此外，线上及线下的与会师生还就清末明初西药房崛起期间中医界的应对方式、史料获取途径、鸦片作为戒烟药的定义、仿制药的知识产权、药品从实验室到上市的规范程序等问题与赵老师进行深入交流。

　　（供稿：黄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