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上午，美国斯泰森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主任Rachel Core（郭瑞琪）副教授受邀在线上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老师及同学们作了题为“让医学进步惠及民众：新中国建立以来上海保健制度变迁与结核病控制”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重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课题组主办，医学人文学院苏静静副教授主持，张大庆教授担任评论人。

本次讲座内容源自其即将于10月份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上海结核病的控制与制度变迁（1911-2011）》。该书不仅是对中国最广泛和最致命的传染病，即结核病的首次纵向研究，也致力于回答为什么在20世纪50至90年代中国成功控制结核病后，在随后二十年间经济迅猛增长时期，中国又再次面临诸如未诊断病例增加及耐药结核等结核病控制挑战。

新书封面

（一）民国时期（1911-1949）

郭瑞琪副教授指出，民国时期的结核病死亡率有了一定改善，但死亡率并没有持续下降。郭瑞琪副教授认为出现该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宏观上缺乏资金与控制，二是医疗上仅有有限的治疗方法，三是中观上公共和私人机构之间的协调失败，四是微观上公共卫生项目只针对个人与相关行为，缺乏基层设施的执行。

（二）单位制时期（1950s-1990s）

郭瑞琪副教授认为，20世纪50年代采用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工作单位制成功地将人口与公共卫生和保健系统联系起来。确保了结核病控制的发展惠及城乡的群众，最终促进了这一时期结核病死亡率和发病率的下降。工作单位制建立于1950年到1957年之间，它不仅有助于稳定人口数量。在从私有化的临时责任制转变为社会化的、集中的国家责任制时，该制度使工人们获得了一系列工作场所的权益，如提供薪水、粮票、住房、医疗保险及初级保健等。在工作单位制下，结核病防治不仅包括广泛的生活水平改善，如提供热食堂饭菜、消除拥挤的棚户区，更形成了三级结核控制网络。以徐汇区结核病防治所为例，大规模卡介苗接种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后便广泛在五岁以下的儿童、青年工人和学生中推广。此外，防痨宣传教育、放射筛查与团体自办疗养室也被积极推行。

（三）后单位制时代（1992-至今）

    就结核病例而言，根据相关数据，郭瑞琪副教授指出1995年至2002年期间，结核病的检测率停滞在20%左右。这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被列为潜在患病群体。在出现这一挑战的同时，中国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趋势，包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产生的大量雇用临时工，这推动上海人口迅速增长，但这些临时工人可获得的医疗服务十分有限。郭瑞琪副教授认为，这也启示现今需要更灵活的医疗保健计划方案来反映中国的现实情况。

    郭瑞琪副教授的精彩讲座受到了与会老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好评，随后张大庆教授、苏静静副教授及同学们就自办疗养室的作用、单位制在其他传染病防控中的作用、农村地区的结核病控制等话题与郭瑞琪副教授进行了讨论。

（供稿：王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