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8日至30日，第十八届医师职业精神研讨会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举行。本次大会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及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与《中华医学教育杂志》协办。来自全国各医学院校、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医学人文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医学院校师生齐聚冰城哈尔滨，围绕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医疗大模型的伦理风险与防范、临床伦理热点问题以及典型临床案例研讨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会代表认为，在医疗技术迅速演进的背景下，更需厘清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边界，强化医师职业精神教育，提升临床伦理治理能力。

本次会议开幕式由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瞿平主持。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中美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柯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心副主任丛亚丽，以及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黄永柏先后致辞。三位嘉宾一致指出，医师职业精神是推动医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他们强调，面对新时代医疗卫生体系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应从理论阐释与实践落地两个维度协同发力，系统推进医师职业精神的守正与创新，为培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卓越医学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主旨报告环节由《中国医学伦理学》编辑部主任吉鹏程主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育处处长、儿童医学中心儿内科心血管专业主任齐建光以“从胜任力的培养看医师职业素养培养”为题作主旨报告。齐主任指出，职业素养是胜任力体系的核心要素，应当嵌入医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她根据国际的胜任力框架（如CanMEDS、ACGME）以及我国住院医师六大核心胜任力，系统阐释了职业素养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患者、社会与行业的责任、专业伦理规范的坚守，以及医师个人身心健康与持续发展的要求。齐主任强调，胜任力导向医学教育的核心在于基于实践的学习，而职业素养的培养必须贯穿医学生与住院医师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从而真正实现医学教育的“立德树人”目标。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睢素利教授对主旨报告进行了点评。她认为报告以胜任力为切入点、推动职业精神落地的务实路径，同时就医师职业素养的培养方式与实践要点分享了专业见解。

主旨报告结束后，会议进入专题研讨环节。此次研讨共设四个单元，分别聚焦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医疗人工智能伦理、临床伦理热点以及临床案例分析等主题。来自全国医学院校与医疗机构的14位专家学者和管理者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交流，从不同维度分享了最新研究进展与实践经验。

在“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单元，由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笪宇蓉主持。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学教授王彧，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董园园，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郑凌冰，以及于维汉纪念馆馆员卞舒琦先后发言。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学教授王彧以国家一流课程《医师职业素养与临床决策》的建设经历为例作报告。她回顾了课程源于其博士研究与海外访学期间对“医师职业精神”议题的持续关注，并分享团队通过长期访谈深入了解临床医生真实需求的过程。课程建设邀请院长、科主任及中外临床医生共同参与授课，以鲜活的临床故事替代单纯的说教，引导学生意识到医学不仅是诊断和治疗，更涉及沟通、关怀与“以病人为中心”的照护。她强调，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医学生更应走进临床实践，学习书本无法呈现的经验，才能成长为“有灵魂的医师”。

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副教授董园园以“医学职业精神培育课程群构建：从理论认知到临床实践”为题作报告。她从当前医文融合课程中普遍存在的师资薄弱、重理论轻实践、考核方式单一以及医学人文素养评价困难等问题切入，说明课题缘起与现实需求，提出以培养“情系人民、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仁心医者为总目标，按照“认知－认同－践行”的路径重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报告详细介绍了以医学伦理学为抓手构建“医学人文课程群”的思路，将医德素养、沟通能力、人文认知与实践应用四大模块进行系统化整合，以提高学生的医德共情、沟通能力与人文认知。在实施层面，她分享了通过新课程与项目开发、生命教育系列讲座、“临床医师进基础教学”等举措丰富教学资源与实践场景的阶段性成果，并展望未来将进一步结合人工智能模拟教学与跨校合作，不断优化课程群建设，推动医学人文教育与仁心医者培养的深度融合。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郑凌冰以“《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继承与发展：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为题作报告。她从“这一诞生于2500年前的誓言为何能穿越时空仍具生命力”出发，依次梳理了誓言在古希腊医学与哲学同源背景下的思想根基，阐释其如何见证医学由神秘主义走向理性探索，并通过具象化道德规范深刻塑造医师职业精神。从当代医学教育出发，她指出医学生宣誓既是职业身份启蒙，也是对抗技术异化的人文支点和医患关系中的社会契约，并提出未来誓言将在患者权利与医疗公正、形式多元化以及与临床实践和数字技术（如虚拟现实、区块链）结合等方面持续演进，使这一古老传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伦理意义与教育功能。

黑龙江于维汉纪念馆馆员卞舒琦以“国家级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于维汉纪念馆的经验与启示”为题作报告。她从“个人感召与集体夙愿”谈起，介绍了于维汉院士生平感人事迹，分享了纪念馆在展陈设计中将科学家精神与医学人文教育、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与阶段性成果。

在“医疗大模型的伦理风险与对策”单元，由赣南医科大学精神医学教研室主任郑亚楠主持。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受试者保护体系办公室主任张海洪、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师谢广宽以及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唐健副教授分别作专题报告。

北京大学副研究员、受试者保护体系办公室主任张海洪以“医疗大模型的伦理风险与对策：涉及脆弱人群的特殊考虑”为题作报告。张主任从科技伦理审查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医疗大模型在健康管理、临床诊疗、医学教育等场景中的主要伦理挑战，包括虚假与错误信息、算法偏见与歧视、数据质量与多样性不足、隐私与安全风险，以及技术可及性不平等等问题。她引用国内外案例指出，脆弱人群在数据代表性和技术使用能力上的弱势，易导致在模型训练与应用中被进一步忽视，从而加剧健康不平等。她强调，治理关键在于从“规范伦理”走向“实践伦理”，将原则转化为可执行的责任机制。在模型设计、评估与部署阶段，应主动纳入脆弱人群的特殊考量，提升开发者与使用者的伦理识别能力，以确保医疗大模型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真正促进公平、公正与公共健康。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中心谢广宽以“口腔科医生视野中的医疗大模型：机遇与风险”为题汇报。他基于北京多家医院口腔科医生的访谈，介绍了当前大模型在口腔科主要用于科研写作、科普与学习提升，临床直接应用仍较有限。受访医生普遍认可大模型在辅助诊断、提高效率和支持远程医疗方面的潜力，但同时担忧算法错误、责任不清、隐私泄露、患者自我诊断误导，以及过度依赖技术等风险。他指出，大模型短期内难以取代口腔科高度依赖操作技能的临床工作，医生应主动学习并合理使用AI，同时谨慎防范潜在风险，并引导患者将其作为辅助工具而非替代专业判断。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唐健以体外受精实践为背景，结合自己在伦理委员会审查“胚胎延时成像”等新技术的经历，梳理了人工智能与辅助生殖技术（特别是AI辅助胚胎选择）的发展现状，介绍了由传统显微镜形态学评分到“透明盒-遮光盒-黑盒”三类AI模型的技术演进，指出在提高妊娠成功率和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透明性不足、病人自主性受到“机器父权主义”挤压、责任归属模糊以及将胚胎物化、加剧社会不公等伦理风险，并从医师职业精神的利益优先、自主与公正等原则出发，主张在该领域审慎应用AI，通过强化监管与长期随访、优先发展可解释模型、推动数据与代码在保护隐私前提下适度开放，以及跨学科协作与社会协同治理，来规范人工智能在胚胎选择中的使用。

在“临床伦理聚焦”单元，由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伦理办公室主任许卫卫主持会议，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睢素利、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教授宋洪江、《医学与哲学》杂志编辑部副主任邹明明分别作专题报告。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睢素利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医师职业精神入手，指出尊重患者、以人为本已经从伦理倡导上升为《基本医疗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的硬性要求，科技伦理也被明确提出“伦理先行”。她重点从知情同意与隐私保护两个维度剖析患者自主权：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及时、具体说明并取得明确同意”的新要求，强调知情同意是一个贯穿诊疗和临床研究全过程的“实质性过程”，需警惕把临床研究误当作治疗的“治疗误解”；另一方面，她区分隐私、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指出医疗健康信息与诊疗过程中的身体隐私都受到更严格的保护义务约束，医务人员在对明星患者、儿童患者进行检查或教学观摩时必须取得同意、充分顾及当事人的感受，不能以“专业惯常”忽视患者的羞耻感与人格尊严。最后，她强调，真正落实患者自主与隐私保护，需要医务人员在掌握专业技术的同时具备人文关怀能力，在法律框架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共同指引下，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负责任医疗实践。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教授宋洪江围绕“传统外科技术与手术机器人等新兴技术交织下的伦理挑战”展开报告，重点反思在手术适应证不断放宽、技术“可做”与伦理“该做”边界模糊的背景下，手术扩大化、手术安全事件（如错误部位手术、遗留异物、新器械使用不熟导致风险）、防御性医疗及绩效与资本驱动对决策的扭曲等问题。他通过多个真实病例，揭示医生技术自信、患者对“微创、高端设备”的偏好以及医保DRG、医院绩效考核如何共同推动风险被下沉给患者，并指出在手术机器人推广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知情同意难以充分、患者选择权被技术话语权挤压的现象。最后，他强调外科伦理应回到“患者长期生存与生活质量优先、安全优先”的原则，将手术方式选择建立在循证依据和真实获益评估之上，强化透明沟通与患者参与，把医生定位为以专业能力守护患者利益的“代理人”，而非技术和资本的附庸。

《医学与哲学》杂志编辑部副主任邹明明以胡卫民等典型案例为切入点，指出当代医生在坚持“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时常遭遇制度与机构层面的现实阻力，其背后折射出资本、技术与权力深度介入医学后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她强调，当前医师职业精神建设的困境源于制度伦理、机构伦理的缺位以及对利益伦理的长期忽视，使得个体德性难以在陌生人社会和价值多元的环境中真正发挥作用。她主张从制度、机构与德性伦理三者协同发力，通过构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伦理系统，使医师职业精神的核心原则能够在现代医疗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

在“临床案例研讨”单元，由河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主任戴晓晖主持。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儿科副主任刘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谢瑶、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兼长春市儿童医院副院长王伟，以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李灼非分别作专题报告。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儿科副主任刘颖以一例29周双胎早产儿为切入点，讨论“谁来决定无自主能力新生儿的生命权”。在家属因经济压力与性别偏好倾向放弃Ⅲ级颅内出血风险较高的女婴时，她运用四原则与四主题分析法，聚焦代理决策的正当性、性别／疾病歧视与有限资源分配等关键伦理冲突，强调医生在患儿最佳利益受到损害时有责任提出异议、代为守护生命权。她提出以分阶段沟通、多学科团队、社会救助与长期随访等方式协助家庭决策，认为不能因可能的残疾风险或经济困难而草率放弃救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谢瑶围绕“治疗或放弃究竟应听谁的？”展开报告，通过一名多次复发白血病患儿的长程诊疗经历，揭示儿童肿瘤治疗中患儿意愿、家长期待与医疗机构判断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她指出，尽管法律要求“听取儿童意见”，但在实际决策中患儿声音常被忽略。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她强调应在评估儿童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基础上，更充分地纳入其真实意愿，并提醒医务人员避免仅依赖单一视角作出决定，在承认制度与专业局限的前提下，让儿童成为真正被倾听的决策主体。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兼长春市儿童医院副院长王伟通过一例42天男婴胆道闭锁病例，呈现了在极短手术窗期内，家属必须在“长痛”（葛西手术＋多年反复住院＋高概率肝移植）与“短痛”（放弃治疗、患儿在一年内因肝衰竭死亡）之间作出抉择的伦理困境。她从“有利、不伤害、尊重自主、公正”四原则出发，指出积极治疗既是延长生命、争取较好预后的唯一希望，同时也意味着对患儿与家庭巨大的身心与经济负担，而放弃治疗同样是难以承受的伤害；在患儿无自主能力、家长在压力和信息不对称下也难以“理性”决策、肝源稀缺与资助有限的前提下，团队通过充分知情同意、多学科讨论与持续陪伴随访，将“患儿最佳利益”作为核心，并在尊重父母最终决定的同时，反思：我们是否有权要求一个新生儿及其家庭，为一个高度不确定且充满挑战的未来，承受如此漫长而沉重的痛苦。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李灼非以“被蒙蔽的抉择：一例晚期肠癌患者”为例，介绍一位带肠造口却在家属“善意隐瞒”下仍以为病情可治、强烈要求造口还纳的78岁老人，指出其决策建立在严重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报告运用四原则与四主题分析，围绕是否告知真相、是否实施高风险且可能无益的手术，以及在有限医疗资源下如何兼顾患者最佳利益与公正分配展开讨论，强调通过多学科团队与伦理委员会介入、渐进式病情告知与姑息照护规划，重塑生命末期的照护目标，避免把“尊重自主”简化为对表面意愿的被动迎合。

在中国医学生职业精神发展联盟学生分会场中，来自全国18所医学院校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团队集中展示了研究成果，共进行了20个口头汇报和35个海报展示。六位特邀专家从学术深度、创新亮点与现场表达等维度对应答团队进行综合评审，全体师生则通过投票评选出优秀海报。本次活动不仅为医学生搭建了难得的交流与展示平台，更在观点交锋与思想碰撞中加深了大家对医学职业精神的理解，为其将来成长为兼具仁心与仁术的卓越医学人才夯实了基础。

会议期间，与会师生还专程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开展现场教学。沉重的历史遗迹与翔实的文献资料令所有到场者深受震撼与触动。大家更加真切地体认到：唯有将人道主义精神与伦理规范真正内化为价值信念、外化为自觉行动，才能使其成为医学工作者一以贯之的职业准则与道德底线。

本届研讨会通过主旨报告、专题研讨与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系统探讨了医师职业精神在教育培养、技术进步与临床决策等层面的时代内涵与发展路径。会议不仅为推动医学人文与临床实践的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完善我国医师职业精神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安排贡献了有益经验与思路。

附：

撰稿｜吴乐倩、谢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