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6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传记研究中心、医学人文学院、医学部叙事医学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二十七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百余位学者与中国作家协会特邀嘉宾，郑州第九人民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医生代表，以及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代表们一起，围绕“疫情文学与叙事医学：传记文学的新潮流”主题，进行了在线讨论，共同探索后疫情时代下，疫情文学和叙事医学的交叉和互动。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郭莉萍教授首先进行基调发言。郭院长向参会代表介绍了叙事医学的概念，分享了研究者对于这个概念的不同角度阐释。此后，郭院长区分了广义叙事医学和狭义叙事医学的研究成果，指出现有的传记文学与医学叙事的交叉研究大多数属于广义叙事医学的范畴，研究者还可以在狭义叙事医学的领域继续挖掘。鉴于参会代表大部分都是文学研究者，郭院长尤其强调了叙事医学的细读工具，阐释了文学为叙事医学所带来的重要收益。最后，郭院长从转换研究的角度，呼吁传记文学研究者更多地加入叙事医学的研究，推进文学和医学的进一步交融。

　　 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叙事医学研究中心赵白生教授的基调发言题目为“传学的新方向：疫情日记与医学叙事的‘揭秘性’”。赵教授认为，当前的文学创作有从虚构转向纪实的趋势，而文学批评也存在着从虚构诗学向纪实诗学的转向可能。2020年以疫情日记为代表的出版热潮印证了这一转向。赵教授指出，后真相时代激发了人们对于真实性的渴求。疫情日记独特的医学叙事使得这一非虚构文类成为了“公共日记”，打破了个人日记的私密性，揭开了疫情的神秘性，并从内部展示了医学的专业性。因此，疫情日记这一特定的传记形式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传记文学的终极诉求，即对于整体真实性的不懈追寻。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后黄蓉在开幕论坛上做了题目为“叙事医学视角下的抗疫医务人员叙事”的主题报告。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医务人员留下了大量的前线抗疫记录。这些记录既是特殊时期个体生活的即时书写，也是专业工作者对于非医学背景人群的叙事治疗。黄蓉首先梳理了业已出版的抗疫医务人员叙事，从传记形式、传主身份、传记内容等进行分析。此后，黄蓉引入叙事医学视角，尤其借鉴叙事医学所强调的归属关系，讨论抗疫医务人员叙事的社会性。最后，借助抗疫医务人员的叙事，黄蓉展示了叙事医学和传记文学之间相互借鉴的几种方式。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张瑞玲的报告题目是“女性疾痛故事的自我书写——声音和身体的双重索回”。她的发言主要围绕《一张脸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Face）《此生未完成》以及《旷野无人——一位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这三部女性疾病自传，探讨了女性病患的身体体验受主流文化价值观建构，为医学和父权双重代言的情况，揭示了女性试图通过书写这些自我的疾痛故事，将个人经历公众化，发出自己的声音，索回身体的掌控权，按照自己的方式经历疾病，描述和再现疾病体验。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李远达做了“清中叶京师痘疹的多民族叙事与跨文化记忆”。李远达讨论了清中叶痘疹疫情的多民族叙事与跨文化记忆。社会上层的满汉大臣刘纶、蒋士铨等，中下层的文人曹雪芹、二敦兄弟、张宜泉，都对痘疹症状以及治疗、祈禳等应对方案有较为详细地描摹与叙述。当时京师地区的痘疹叙事体现了各族人们对天花一类烈性传染病的无力感。他们对疾病本身缺乏清晰认识，采取简单而有限的隔离和民间信仰抚慰，只能被动等待疫情退去。然而他们在文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民间痘疹经验与奇幻的痘疹故事，构建了一个明清之际以来渐次生成的痘疹疫病的文化记忆闭环，为民族防疫文化心理的生成贡献了积极因子。

　　 全天的会议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十点，分组发言通过四个平行分会场在线上同步举行，吸引了大量观众线上旁听会议。百余位参会代表和百余名线上听众一起，结合疫情文学，讨论叙事医学与传记文学的交叉，探索医学与文学的深度结合，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传记文献研究如何关注叙事医学，以及叙事医学如何从传记文学之中受益。《中国医学人文》《叙事医学》杂志编辑特别出席了会议，并将在后续刊登此次会议的专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