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3日上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邀请美国Sacred Heart University助理教授、耶鲁大学副研究员鲁大伟（David Luesink）作了关于“中国的解剖学：解剖名词的统一”的演讲。讲座在逸夫楼620会议室举行，由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主任张大庆教授主持。

    鲁大伟教授毕业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师从著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本次报告的内容为其新书写作计划The Body Politic and the Body Anatomic in Modern China的第三章。

    鲁教授首先指出：“正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不仅是理解事物的基础，也是管理人类事物的根本。在清末，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高似兰（Philip Cousland）等人就医学名词曾有非常深入的考订，体现在《全体新论》和《高氏医学辞汇》等著作中。同时期的德国和日本也有类似的统一解剖学名词的尝试。接着，鲁教授介绍了汤尔和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的创办和1913年《解剖条例》的出台。当解剖被中国政府合法化后，统一解剖学名词便势在必行。由于中央政府的衰微，民间团体自觉承担起组织的角色，仅需要政府承认即可。于是，在教育部的授权下，江苏省教育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华医学会和博医会四个组织联合组成了医学名词审查会，并于1916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就解剖学等名词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讨论。最终在1919年，1356个经过审定的“骨学名词”中有半数为日译名词，本国原有名词18.1%，而只有7.6%为传教士译名。1925年，与国民政府联系密切的陈方之激烈地批评了医学名词审查会，认为他们既无权威，也无能力进行医学名词的统一。这预示着政府意识到了名词统一工作的重要性，必须从民间团体手里夺回此权。名词标准化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也充满着权力之争。

    在提问环节，听众就“当今医学名词标准化的现状”、“谁掌握名词审定的权威”、“转译过程中出现的词义变迁”、“‘全体’与‘解体’的区别”、“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的历史影响”等问题与鲁教授进行了讨论。席间，张大庆教授回顾了我国有关医学名词审定的相关研究状况。他特别指出，中医术语的英译应尽可能贴合中文语境，而非一味寻找英文对应词。鲁教授的研究选题颇具新意，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研究需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史料阅读基础之上，唯此，才可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张蒙 供稿、陈琦 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