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逐渐走向世界第一梯队，一大批高科技成果快速产业化应用，创造了众多引领世界的新商业模式。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科技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潜在伦理危机和社会负面效应也开始警醒国人。“贺建奎事件”的爆发更是把中国科技伦理推向了风口浪尖。2019年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制度设计，成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今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也涉及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我院青年教师潘隆斐接受英国著名媒体《金融时报》专访，解读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变革。当代青年学者思想活跃，放眼世界，对于中国和国际世界都有深刻认识。本次访谈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的一次积极尝试。以下为采访稿全文。

　　 潘隆斐：为什么中国开始重视科技伦理？

　　 北京大学学者潘隆斐受访认为，中国正在注意到高科技应用中可能潜藏的风险，自主做好科技伦理的治理工作。

　　 问：请介绍您的学术关注点和研究契机。

　　 潘隆斐：我现在主要研究科技伦理问题，具体来说是医学和计算机的前沿科技伦理问题。我的研究领域是“STS”（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个领域主要关注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在相关领域，过去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同行的关注点不太一样。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快速发展科技，而国外同行更加关注科技潜在的巨大社会风险。中国过去讲“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我们有石头可摸。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可以利用先发国家业已成熟的科技成果增进人民福祉，所以我们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科技一定向善”的思维惯性。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科技应用逐渐引领全球，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也逐渐显现，我们也逐渐理解了国际学术界的关切。2019年，随着“贺建奎事件”的发酵，中国政府组建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更加重视科技发展的风险控制，我的研究兴趣也逐渐转向了科技伦理，希望能够通过科技伦理的研究引领科技向善。

　　 问：今年两会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涉及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改革，您对此如何解读？　　  

　　 潘隆斐：这体现了中国科技伦理治理的一种转向。2019年7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组建方案》，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而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在当时是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因为教育部、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农业部、环保部、卫健委、中科院这些单位的业务都涉及科技发展，我们需要把科技伦理作为重要的跨部门业务进行组织协调。今年两会《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科技体制改革，组建了中央科技委员会，大大加强了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实际上是为了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国际局势，加强国家主导的有组织科研。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作为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下的学术性、专业性专家委员会，不再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同样是为了加强中央对于科技伦理治理的统一领导。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对于科技伦理的讨论往往比较热烈，但形成有效的伦理治理则往往会消耗很长时间，这无疑会抑制科技发展的速度。我们需要科技向善，那就要在保持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在观察到危险后有效地“踩刹车”，而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显然能提高治理效率。

　　 问：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对于科技伦理如此的重视？　　  

　　 潘隆斐：近十年来，中国很多高科技应用都走在世界前列。2014年兴起“互联网+”之后，中国应用互联网技术创造了一大批举世未有的商业模式，我们起初并没有关注其中潜藏的风险，过于关注短期增长。互联网产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甚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重塑。比如，中心化的互联网商业消灭了大量的“夫妻店”，减少了中小城市的工作机会，大大降低了我们社会抵御经济危机的风险。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这属于具有垄断性质的资本消灭小资产阶级将他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程，把原来的小老板都变成平台打工人，一旦经济出现波动，很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再比如，我们的各种信息被手机APP隐蔽采集，短期看似乎方便了使用，但也存在巨大的隐私泄露风险，容易把我们封锁在信息茧房之中，让我们处于一种“后真相”的错觉中。2019年，“贺建奎事件”爆发，全世界哗然，也暴露了中国科技伦理治理的一些松懈倾向。中央意识到了发展科技并不一定向善，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石头可以摸，需要自主做好科技伦理的治理工作，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

　　 问：当前中国主要的科技伦理挑战有哪些？　　  

　　 潘隆斐：世界当前的主要科技伦理挑战就是中国的科技伦理挑战，因为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科技前沿。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已经走入了世界第一梯队，科学论文数量和热点论文数量都已经领先世界，但科研诚信的问题近些年却层出不穷，需要更加高效有力的监管；应用研究和开发方面，我们毫无疑问是全世界落地最快的，但科技应用的社会风险评估仍然需要加强，有些社会风险一旦产生则难以消除。一些重点科技领域的伦理值得重点关注。第一是神经伦理方面，比如脑机接口可能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进一步发展下去，永生已经变为可能，如果永生实现，大部分的人类价值都会被重塑，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第二是人工智能方面，短期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肯定会冲击就业，也需要我们及时调整社会规则，长期看发展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在“扮演造物主”，人工智能发展到奇点会不会产生自我意识最终反噬人类这一点我们必须警惕；第三是基因和生殖科学伦理方面，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太大障碍，也已经有人这么干了。中国现在已经是辅助生殖大国，如果辅助生殖叠加基因编辑塑造“新人类”，伦理后果也是不可估量的。

　　 问：中国与西方的主要科技伦理冲突是什么？　  

　　 潘隆斐：如果有冲突的话主要体现在文化和历史经验上。伦理本身是一种文化建制，一定有深刻的文化根源。西方的科技伦理与西方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因而西方保守主义人士的一些伦理关切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比如女性胎盘入药这个事，传统上我们并不觉得吃它有伦理问题，《本草纲目》上也把胎盘入药，事实上胎盘也确实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2015年的《中国药典》就已经把胎盘删除了，因为国际社会过去对我们胎盘入药这个传统抨击很多，我们出于融入全球化的角度，现在对于胎盘的应用都是相对谨慎的。西方现在其实人类胎盘入药应用也很多，但比较灰色，名人被爆出使用人类胎盘制品往往是大丑闻，这显然是社会文化传统造成的。类似的文化冲突还有很多，不一定是科技方面的，比如食用狗肉，现在一线城市已经基本找不到吃狗肉的餐厅了，但传统上我们的文化并不拒绝食用狗肉。现在这种冲突已经没那么多了。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大国，但我们发展科技还是比较晚。西方在科技上有先发优势。历史上，科技的大发展确实对西方社会产生过伤害，科技发展并不一定让普通人生活更好，这个西方人有比较深的体会，所以你看好莱坞科幻片的大boss往往都是科学家。中国目前发展很快，但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部分民众很难理解科技发展可能对个人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可能已经产生了。所以很多被西方人定性为非常危险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在中国人看来难以理解，因为我们确实还没怎么受到过科技发展的毒打，缺乏这种经验。

　　 问：请谈谈中国科技伦理研究的未来。　　  

　　 潘隆斐：“善战者，无勇名”。我不希望中国科技伦理出圈是因为担心中国未来爆发科技伦理危机。但从已经发生的历史看，科技伦理的发展恰恰是一系列标志性的危机事件推动的。我们期待科技向善，但过多管制可能会减缓科技发展的速度。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科技竞争愈发激烈，想把速度放下来很难。可以预见的是，我们可能会在发展中遭遇一些科技伦理危机，但我相信中国高效的制度能够迅速地遏制这些危机，及时打好“补丁”。目前，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应用伦理学硕士学位已经开始招生，为将来的科技伦理监管提供了人才储备。经历几次危机和社会大讨论之后，相信中国的科技伦理治理会逐渐走向成熟。